章秀英 韩依依 钱函非:“新时代的公众心态与国民成熟理性培育:跨学科探讨”会议综述

发布者:中马所发布时间:2023-07-18浏览次数:359


摘要成熟理性的社会心态是人的现代化的表征。立足于人民至上的原则,国民成熟理性的培育不容忽视。202348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公众心态与国民成熟理性培育:跨学科探讨”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专家学者界定了“草民”、“国民”与“公民”社会心态的内涵与关系,透析它们在实践中的深刻变化,以及开展国民成熟理性培育的理论探讨。其次,针对浙江省公众心态调研以及青年群体心态问题,阐述新时代公众社会心态的发展变迁,进而剖析其影响机制。再者,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心理建设百年实践,来展望其发展路向。最后,从社会教育大系统建构、网络生态、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探讨新时代成熟理性公众心态培育路径。

关键词公众社会心态;国民成熟理性培育;会议综述

202348日,由浙江省重点培育智库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浙江工业大学公共政策分析与评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公众心态与国民成熟理性培育:跨学科探讨”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新时代公众社会心态与国民成熟理性的理论框架、发展变迁、影响因素及成熟理性培育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一、草民、国民、公民”心态及国民成熟理性培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表明社会心态在政权治乱兴替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社会心态还是衡量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与会学者探讨了草民、国民、公民社会心态及进行国民成熟理性培育价值。

草民、国民、公民”社会心态及相互关系。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孙抱弘研究员从个人与国家关系视角出发,将社会心态分为草民、国民、公民三种类型。他认为, “草民”只为求生存,未能形成现代国家与民族意识,“灾民心态”与“暴民心态”都是从无序的“草民心态”发展过来。“国民”虽然已经形成初级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但只是为谋生活,容易被煽动,从而走向民粹主义、军国主义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公民”则为美好生活,公民是针对人类整体而言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要培育“公民心态”,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武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佘双好教授指出,“国民心态”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展示出的一种整体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当公民社会心态以国家或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考量时,就提升到“国民心态”层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琳教授指出,当前伴随技术发展和人们娱乐消费出现的“新草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草民”,总体上是新科技生态当中兴起的底层,他们的规模化活跃度以及持续性主要来源于网络井喷、新媒体娱乐和持续的科技创造生态圈。他们有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底线,负面性比较小,更多的是一种新奇和参与欲,他们可以成为未来现代化和精英化的中国国民和中国公民。

国民”心态、“公民话语”的历史变迁。佘双好教授指出,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国民心态经历了从屈辱到自尊,从自谦到自信,从情绪到理性,从单一到全面,从消极到

 积极,从退缩到担当,从弱国封闭到大国开放。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章秀英教授考察了“公民话语”的百年变迁,提出经历了救国保种时期的“国民、平民、庶民”话语、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人民、公民”话语、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公民话语”,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人民话语”四个阶段。百年变迁中蕴含着人的现代化逻辑、服务政治需求和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以及 “两个结合”的本土化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人民话语始终统领全局并占据话语体系的中心地位,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视角来理解把握“公民话语”未来发展。

民成熟理性培育价值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燕教授认为,社会心态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需求等方面,如果社会心态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就可能会阻碍社会转型进程,从而造成社会断裂甚至社会崩溃。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祖霞副教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公共生活视角,提出中庸人格和心理特质极具公共价值,因为中国人习惯以情景化的态度和方式来理解问题,没有别的特质可以替代中庸作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规定。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宋洁教授基于对亲社会行为发生动机的实证研究,提出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助人动机,是人类社会活动长期凝练和积累出的公共德性,不仅蕴含着人类早期公共德性的某些基因,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基因。它作为一种价值能够展现现代社会的道德需要并为超越熟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行为动力

二、新时代公众社会心态的发展及影响因素

公众社会心态的发展现状。浙江工业大学舆情研究中心2014年开始对公众心态进行持续跟踪调研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方巍教授介绍了“文化视野下的美好生活评价”指标设计三个原则,其一是体现传统文化的根基,其二是吸纳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果,其三是依据党的十九大关于美好生活的论述为此从 “人伦关系和睦”、“基本生活保障”、“文化精神生活”、“市场公共服务”与“社会生活环境”五个方面建构美好生活指数。依据在浙江省与广西省的横剖面调查、 2019-2021年浙江省的跟踪调查,发现公众对美好生活的评价在不断提高。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肖云泽老师依据对浙江省公众社会文化心态的跟踪调查,发现“善行浙江”文化氛围初步形成、“第三次分配”社会心态基础夯实家庭价值观呈现现代性取向。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郁杨老师依据对浙江省公众数字生活的调研结果,提出数字化改革对于生活结构与生活方式的重塑起着巨大的影响,并从“认知度”、“参与度”、“信心度”、“获得感”与“满意度”五个层面分享了浙江省公众数字生活基本现状。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忱副研究员基于2022年浙江省居民的民生状况调研结果,指出浙江省居民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总体持积极态度,对民生领域发展水平评价总体呈现了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相对欠发达地市信心更大。

公众社会心态的影响因素。张燕教授宏观层面分析了公众社会心态的影响因素,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面临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这些改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心态。由于当前网络成了公众宣泄负面社会心态的通道,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周琼老师分析了涉疫舆情事件负面心态形成机制,疫情作为公共卫生事件所天然具有的未知性和高风险性,导致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极易演化为热点事件,传递偏向性信息,干扰公众社会情绪,疫情的压力催化了负面情绪,网络的传播唤醒了负面情绪,复杂的舆论场滋生了负面情绪。方巍教授指出了公共政策实施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浙江省美好生活评价的不断提高离不开浙江省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方面付出的努力。学者们还探讨了收入、个人信息安全等微观因素等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张郁杨认为,在数字生活中影响民众心理的突出问题是“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陈忱指出收入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工作,社会和谐愈来愈成为浙江省居民衡量美好生活的标准,进而影响着浙江省居民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民生感受。

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及形成机制青年群体心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次会议围绕青年就业心态、 “青年内卷、躺平、摆烂心态”等展开了讨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张建教授对青年群体就业心态的表现、成因进行了分析。他以当下热度极高的“孔乙己文学”为切入点,从“双向奔赴”与“上下流动”两个层面对高等教育普及化下的青年就业心态进行了诠释。他认为高校从“云端”走向“结构”,学生主体由“精英”转向“大众”以及青年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这三者共同塑造了当下青年的就业心态。而青年就业困境的根源主要在于高等学校结构化与人才培养同一性的矛盾,传统“精英人才”之名与“现代大众人才”之实的纠葛,传统家庭职业期待、高校人才培养与现代社会工作观念的冲突。对于“青年内卷、躺平、摆烂心态”,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李芸老师、陈梦洁同学提出,青年在社会高速旋转与加速迭代背景下,呈现出的反抗与妥协、积极与消极之间不断摇摆的矛盾性心理与差异化心态可概括为 “钟摆式”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沉浸式”内卷、“口嗨式”躺平、“选择性”摆烂,是青年用娱乐化的戏谑方式释放压力,以虚拟的话语狂欢获得暂时性集体认同,争夺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其产生机制主要是社会内卷的时代情绪、个体模糊的身份和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助推这三者组成,揭示了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各种宏观性、结构性困境,也暗含着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借用话语符号进行自我表达的情绪抵抗。

网络对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春枝副教授指出,近年来的网络舆论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出现了“怨恨政治”、“键盘政治”、“恨国党”;二是网络“梗”现象与政治娱乐化;三是自由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和极端主义思潮泛滥,这些对青年社会心态造成了不良影响。当前青年群体“焦虑”“无奈”“逃避”心态并存,出现极化思想状态,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集合体,背后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表达;敌对势力制造话题对立,激起社会矛盾;价值观圈层化特征明显;网络舆论善于迎合青年需求。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副院长孟利艳教授及研究生岳金星同学,指出在自媒体时代,网络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政府对话回应是一种建构“政府-青年”公共关系的有效路径,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以及媒体交际使用的调节效应,得出政府对话回应效应不总是积极的,存在“情景论”,会对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负向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心理建设百年实践及未来展望

中国共产党社会心理建设百年实践。佘双好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大事变,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中国梦、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构筑当代中国的叙事、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等措施来引导国民心态发展。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潘莉教授以电视剧《觉醒年代》为切入点,以历史为脉络,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心理建设的专业性、规范性以及科学性。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月琴副教授探讨了新时代我们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心理学路径:首先,心理动力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满足人民高质量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推出更多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是要以消除绝对贫困为基,全面提高人民物质需要质量。其次,从心理过程或动态来说,培育发展人民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最后,心理归宿则是实现人民的幸福,因此要为民系情、为民用权、为民谋利、以文养民中培育人民理性平和的情绪,培育发展人们向上向善的道德意志、坚韧执着的信念意志、向上向前的发展意志、坚定不移的实践意志。

中国共产党社会心理建设的未来展望。佘双好教授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的国民心态塑造应该朝着自信自强、开放豁达、积极奋进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发展。潘莉教授指出,在未来心理建设中,要以价值引领梦想,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力量。孙抱弘结合其专著《当代国民素质现状与发展报告(2020)》,指出应当将治理视角由管理者向被管理者转换,要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处理好怎么样教育人民,怎么样引领人民的问题,使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人引导为生动活泼的、真正的人。王月琴提出,党要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人民要在团结奋斗当中创造幸福,在共同富裕中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终极幸福的追求。

四、新时代成熟理性公众心态培育路径

公众社会心态培育。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珺颖副教授认为,成熟理性公众心态培育与社会现实事件发生、人民生活需求提升、社会传统文化规范同频共振,呈现波动式、余弦式的非线性变化轨迹。孙抱弘指出,民粹主义往往会把民众变成群氓,要从民粹群氓走向民主群英,从传统人走向现代人,就要让民众从文化无产者变成文化有产者。文化有产者的特点是心态健康、心序均衡、心智全面,因此需要对民众进行更新观念、调整心态、转变思维方式、构建现代制度意识的系统性社会大教育。王珺颖认为公众心态培育的本质过程既是调节国民心理情绪的过程,也是积极引导社会思潮的过程,更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因此,首先应服从于教育形成的规律,要因理而行;其次是要贴合社会事件发展,因事而化;再次是遵循人民生活需求,因时而进;最后是要顺应社会文化规范,因势而新。此外,针对如何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使成熟理性的公众心态真正成为一种有韧性的心理支撑,她提出了“故事”讲述法、“体验”化育法、“榜样”示范法、“文化”涵养法等四种具体方法路径张燕对中美社会心态培育在价值目标、意义核心、社会整合三个维度进行了比较,指出了美国“理性心态”培养的局限在于资本逻辑的文化悖论、个人主义的观念革命及其危机、美式民主的神化和封闭。她认为我国在国民成熟理性心态培育上有着文化、制度与组织优势,同时分析了“成熟”“理性”社会心态的规律。祖霞提出“重用中庸”,在人格研究里,西方的困境在于不断拆解的二元论和不断叠加的政治正确,而中庸或许是中国社会心理研究一个很好的答案,中庸人格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多少以及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的研究十分紧迫。

青年社会心态培育。张建针对高等教育普及化下的青年就业心态,提出新时代青年应不断适应新的就业形势并及时调整和定位新的就业方向,家庭应承担对高等教育功能拓展的认知与现代职业的观念更新,高校应规避“趋同”做适切的多层次人才培养,政府应适时进行高等教育专业调整和学科优化张春枝针对网络舆论对青年心态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出应当坚定人民立场,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加强理论系统学习和教育,聚焦在“实践中锻炼”的实践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培养青年丰厚的学识和实践能力,激发青年的责任感,以全人类丰富的文明成果滋养青年,树立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思维方式,使青年保持清醒头脑。孟利艳认为政府对话回应是一种建构“政府-青年”公共关系的有效路径,政府应关注不同文化、政治情境下的对话回应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微信、微博、朋友圈的意识形态传播。周琼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现状也提出三点反思与建议:一是媒体要做好沟通平台,做到上传下达;二是政府要重建信任之,要及时进行谣言干预;三是公众要提高信息的辨别力,提升媒介素养和素质素养。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会议从不同学科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公众心态与国民成熟理性培育”这一主题进行研究,这是跨学科思想火花的碰撞。在交流与总结中促进交叉学科的融合,在展望与探索中激发学术创新的活力,对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章秀英,浙江工业大学舆情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韩依依、钱函非,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