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举行揭牌成立仪式，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了此次活动。经过搜集汇总，现将光明网、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东方网等媒体相关报道整理如下：
光明网：
解放日报：
1. “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李君如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汇报：
东方网：
上海电视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6月8日揭牌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是本年度上海社科院新建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参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所在传承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特色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系统性、国际性和实践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仪式之后，“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学术研讨会举行，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李君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分别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党的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的表述新探”、“当代中国理论创新路径的思考”等主题作了主旨演讲。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科院等研究院所的八位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理论作了主题演讲。
“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李君如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君如 1947年生于上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 继承传统文化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物质变为气”。今天如果企图用“国学”研究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种误入迷途
■ 应该研究中国人在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的思想财富。雅典民主是选举民主，尧舜时期却是协商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既要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应该重视自己的经验和传统
■ 在对资本主义作批判的同时，马恩也总是努力去发现其中有益的东西。比如电的发明，马克思兴奋地认为是社会化生产的新发展；又如，股份制一出现，马克思就认为这是 “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
本报记者 夏斌
“当代中国，我们要研究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各种各样名号的马克思主义，有香的、活的，也有臭的、死的，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的学术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研究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上。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是2012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新建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以及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打通与衔接：不应把改革开放看成“摆脱革命话语”
记者：有种说法认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摆脱了以革命为中心的传统话语系统的束缚。你赞同这一看法吗？
李君如：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革命”的话语系统，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分为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两个互不相干、并列的板块。
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包含一整套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建立新制度。但是，马克思主义讲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它是一个融革命与新社会建设于一体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过去一些教材侧重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及怎样取代资本主义”，讲的是革命，但当前实践主要探索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点是建设。因此，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把“革命”和“建设”这两个板块打通并衔接起来。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中，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是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必然会通过革命突破资本主义的束缚。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一定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居于主要矛盾方面，它在面对社会化生产挑战时通过政策调整和一些改良措施来缓和矛盾，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存。二战以后，这一情况已经出现。因此，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时，要高度重视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在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社会化生产要继续发展，会不断改革束缚其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理论中，先进生产力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正是连接“革命”和“建设”的内在纽带。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转变的发生，不是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而是要摆脱过去我们不合时宜地夸大阶级斗争的错误。它要求我们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研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经济和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成果，更要研究中国环境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创新实践而形成的建设经验。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继承与批判：“为人民服务”思想源头之一是“仁”
记者：在一些学术研究中，存在片面理解“中国化”内涵的倾向。一是单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和指导作用，而忽视了其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融合、互补与一致性。二是刻意鼓吹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试图借用“国学热”来比附、同化乃至销蚀马克思主义。请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李君如：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颇具典型意义。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有两个源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二是传统文化中的“仁”，仁者爱人。但这两个思想来源从性质上讲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科学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后者是我们批判继承的对象。
这里，我重点讲一讲毛泽东是怎样批判地改造和继承孔子道德论的。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道：“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例如“智仁勇”，孔子的智（理论）既然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然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 “为人民服务”的记录，表明继承传统文化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这对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国学”这个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严格地讲，“国学”应该是“国故学”，因为它研究的“国”是近代中国以前的“中国”，其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是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应当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开展研究很有必要，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为现代化建设所用。但是，真理多走半步就会走向谬误。如果企图用“国学”研究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误入迷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这一问题的一贯主张和科学态度。
传统与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儒化”
记者：近年来，有一批学者致力于重新挖掘、提炼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希望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的契合点。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
李君如：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尊重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光研究现实而不关注现实的由来，很难揭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就不仅指当下的实际，而且指历史的实际。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号召向三个方面学习——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研究历史经验，学习研究抗日战争的现实运动经验。理论、历史、现实三者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文化。这样的学习，绝不是要“儒化”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举个例子，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多年来都比较重视研究西方民主理论，重视“选举民主”。但我们也应该重视自己的民主传统，研究中国人在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的思想财富。比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原始社会后期，处理政事包括在权力授受时，我们实行的就是与古希腊民主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在《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记载，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开会，这些会议实际上是酋长会议。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经酋长会议，由尧、舜这样的部落领袖与酋长们协商决定，实行协商民主而非选举（票决）民主。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也有“选”这个字，比如“选贤与能”，但这个“选”不是选举之“选”，而是推选之“选”。在英文中，相对应的是election和selection两个词。这两种方式都是民主的方式，但选举的方式是票决，推选的方式是协商。舜被推选为部落领袖，就是尧在“四岳”会议上经与酋长们协商推选出来的。它和摩尔根描写的雅典民主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雅典民主是选举民主，尧舜时期却是协商民主。所以，今天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应该重视自己的经验和传统。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哲学术语的简单翻译，不是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物质变为气”，而是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科学地研究其历史贡献及当代意义，同时高度重视、深入研究、批判改造传统文化，使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道路与价值：不仅从国情，还要从人民利益出发
记者：日前，上海开通了“微言大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微博”，尝试运用新的传播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请问，在多元思潮并起、各种学说竞相登场的当代，经典科学理论如何保持生命活力和影响力？
李君如：我赞成用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接受和喜欢的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是电影《李大钊》的党史顾问。在北京大学首映式上，我和同学们交流时，建议他们不要把李大钊看作一个要抬头去看的伟人。电影中的李大钊就是一个青年，处于国家危难之际，心中有许多苦恼和困惑，四处寻找真理，最后认定马克思主义，从而主动接受和传播真理。提醒大家注意李大钊是一个年轻人，就是为了能够让今天的年轻人与历史上的年轻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发共鸣，从而帮助今天的青年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
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先是形成理论，然后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崭新的制度，它是学说—运动—制度的顺序。但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后，首先碰到的是革命的道路问题，在道路探索中逐渐形成中国化的理论，最后通过理论指导下的道路探索，建立起制度。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的三大形态。
一般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多侧重于理论性研究。但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形态，更要深入研究它的道路形态，以此来深化理论性研究，并进一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创新制度。这也是下一步深化改革所应秉持的基本路径。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诞生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在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努力去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些反映社会化生产发展规律的东西，发现那些有益于人民的东西。他们发现任何一点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都给予肯定。比如电的发明，马克思看到了很兴奋地认为这是社会化生产的新发展；又如股份制，它一出现就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只有像马克思这样，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时代化的要求。这样的科学态度，应该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识。
第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中国化”。对于“中国化”，一般的解读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是对的，是科学的出发点。但不仅限于此，还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要求出发，这是价值出发点。因此，中国化包含两重出发点：一是科学出发点，一是价值出发点，要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要有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克服三种“本本依赖症”
来源：解放日报 2012年6月18日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提出，中国有很好的故事，但是中国的话语还没有跟上。确实，一方面我们的实践和理论之间存在脱节甚至冲突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我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口号，但其中不少仅仅停留在解说和宣传层面，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逻辑严谨、表达清晰的理论解释和方法体系，即它的文化形象还未统一鲜明到位。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上的话语不是没有，而是众说纷纭，各种各样的主义，旗帜招展，眼花缭乱。
中国故事讲不好，中国形象不鲜明，原因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产或者说理论创新机制方面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主要不在于理论资源和起点。我们有愿望，有动力，有资源，更有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障碍主要表现为路径依赖，习惯于沿用旧的方法，缺乏创造力和应对新挑战的勇气，结果必然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
具体来看，当前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一切从既定本本，即从“洋本本”、“古本本”和“官本本”出发。其中，“洋本本”路径依赖主要是指对西方理论成果生搬硬套；“古本本”依赖主要表现为儒家情绪主义膨胀和形式主义之风，忽视现代民主法治建设；“官本本”依赖主要表现在以宣传代替研究，以口径代替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创新变成规定范围内的表演。这三种本本依赖，束缚了精神生产力和理论创新力，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应当予以改正。
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遭遇困惑，也面临机遇。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个东西最为需要：一是科技的突破，通过技术整合出新的发展动力；二是理论的突破，使现有的制度能够得到明确的变革方向。
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今天，中国的发展跟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科技的突破以及理论的突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突破的根基和来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讲，它思考人的基本问题，关注人的根本命运，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今天的中国学者，应该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气魄，用马克思主义来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内核，从而使其最闪耀、最有价值的东西真正发挥出力量。
王建国（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得国际上不少经济学家患上了失忆症。他们念叨着，今年很困难，明年不确定，后年异常复杂。可是，马克思如果活在当下，他绝不会这样。
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涉及到以下几点内容：一是解释力，二是预测力，三是整合力，四是指导力，五是实践力，等等。在我看来，其中预测力最为重要。毕竟，事后诸葛亮人人都可以做到，可预测却很难。科学的预测力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核心。
现在讲预测，易经的预测很红火，奈斯比特的预测也很受追捧。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测，不同于上述一般的预测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应当给予信任和信心。作为学者，我们有必要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预测未来发展，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登）
来源：文汇报 2012年6月9日
本报讯 “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学术研讨会”昨天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是本年度上海社科院新建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参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此次研讨会同时是2012年第二季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李琪、潘世伟、童世骏、林尚立、桑玉成等出席会议，李君如、程恩富、李德顺做主旨讲演。
来源：文汇报 2012年6月25日
6月8日，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的“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温宪元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
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
在论坛的主旨讲演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李君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分别作了主旨讲演。
李君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的主旨讲演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三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问题。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三个形态，即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制度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有这三个形态。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诞生的，但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扬弃，它既有批判和否定，也有肯定和继承，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的扬弃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包括三个维度，即科学、实际和价值，科学的出发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事实的出发点就是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价值的出发点就是要肩负起民族复兴、现代化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使命。
李德顺在《关于当代中国理论创新路径的思考》的主旨讲演中指出，当前理论创新的障碍，即消极性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思考教条化的路径依赖；二是理论生产行政化体制的路径依赖。以新教条的形式对待理论创新，在当前表现为三种形式，即洋本本依赖，对于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古本本依赖，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生搬硬套；官本本依赖，以宣传代替研究，以口径代替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这三种本本依赖的共同点就是眼睛里没有当代中国的现实和实践，导致知识不能更新，思想跟不上时代。这些路径依赖不利于理论创新，不利于学术繁荣，只有从这些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引领社会思潮
在随后的主题讲演中，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方松华研究员主持相关讲演，吴晓明、陈学明、赵修义、宋进、陈锡喜、王建国、周智强、黄凯锋等分别发表了主题讲演。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为主题做了讲演，指出，我们从何处来理解并且深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如何通过当下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有三个方面：一是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革命奠基，这一革命奠基是社会主义的；二是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三是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现代性和它的限度——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限度的揭示——快速向我们逼近。中国的未来发展，可能之一就是开创出新的文明类型。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从任何一种外来的形式甚至是现代性本身中取得，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一是对现代性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二是对中国历史性事件向未来的筹划。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在《民族振兴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讲演中指出，人类的现代性的生存方式已经遭遇一系列困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发展方向或文明形式，才能解决现代性的困境；中国道路的未来、希望和生命力就在于能否开辟人类的新的存在方式，这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修义在《厘清基本概念，增强理论的解释力》的主题讲演中指出，当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要厘清一系列基本概念。我国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又经历了全球化的洗礼，用原来的一些概念来解释当今的现实，解释我们党的理论和政策，就会遇到很多难题。诸如生产力、所有制、阶级等概念，如果不加以厘清，理论就难以有逻辑的一贯性，也就难有解释力。所以，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厘清这些概念。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陈锡喜在《实然与应然之间——马克思主义话语面临的挑战》的主题讲演中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话语遭遇一系列挑战。为此，他提出了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意识形态的一和多的问题，即如何在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兼顾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在何处？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普遍价值的关系问题；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以及它与人类一般文明的关系问题；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是谁？是西学、国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底如何提炼？如何引领社会思潮？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想与当下中国现实之间，即应然与实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黄凯峰研究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动融合》的主题讲演中指出，在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互动融合中，马克思主义曾经有着双重身份的建构，一是政治身份，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二是文化身份，参与和引导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这两种身份的重合，以及在不同时期的相互消长，有待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一直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在建构自身的双重身份的进程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塑造起到了什么样的特殊作用？今天讨论任何一个文化问题，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关的研究，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度或深度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三是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或理论的内涵问题。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任重道远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上海社科院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今后就要以此为载体，联合各方力量，牢牢立足中国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今天的中国实践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巨大的变化和变迁，一是众多的问题和困惑。无论是成就还是问题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考对象和研究素材。其次，我们的研究要能够在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境界的基础上，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和创新提供有益的建议或启示。因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是起主要作用的核心的执政理念。从实践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有用，而且用了以后必须有效，而且这种效果应该是长久性的。所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纯粹学术的层面，而是要发掘这一理论指导历史和社会实践的功能。其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增强学理性的构建。作为指导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加快自身的理论化和学术化，用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和学术语言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要通过更严谨、更科学的研究，形成系列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形成严密的内在逻辑和学理论证，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一个令人尊重的学科。第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更多地面向和亲近国内人民群众。我们应当让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亲近，所熟悉，所接受，所认同。我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要真正被人民群众所认同，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还要做很多工作。第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思想交流、交锋和交融的魄力和能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上要能够与其他各种思潮观点进行交流互动，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一种未来更好的文明的一些新的要素，能否对人类世界的发展和未来起到引领作用？这是更加艰巨的任务。
来源：东方网 2012年6月8日
“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学术研讨会，今天下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国内多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展开研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潘世伟共同为研究所揭牌。
今天成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是本年度上海社科院新建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参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所在传承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特色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系统性、国际性和实践性。
下午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分别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党的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的表述新探”、“当代中国理论创新路径的思考”等主题作了主旨演讲。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科院等研究院所的八位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理论作了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