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文明比较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组举行年度工作汇报会，亦即课题组学术指导委员会第三次指导会议。约40位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为这项已历时两年、以上海学界70后学者为主体开展的重大课题研究建言献策。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燕爽教授认为，现在的确是到了应该对东西方文明、中国道路这些话题做学术梳理的时候了。并且，这个梳理可能不只是学术上的，更是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不容抹煞。这是我们从事此类学术工作最有力的立足点。尽管我们少数国人对自己还有些怀疑，但全世界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都已经产生浓厚兴趣，都在向我们中国学界的知识分子寻找答案和规律并寻求对话。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那种自卑或者自信心不足，或者投入不够、基础研究水平跟不上，那么，我们将回应不了世人的关心，更担当不了国人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期待，离我们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会更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如此宏大的课题一定要对一些根本问题作出回答，要有最基础的分析，比如究竟怎么来理解和怎么研究政治发展、政治道路、政治现代化道路等。二是，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现代化以及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应是主观地想象的，而必须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所以，大家更应该关注现代化的进程，它不是一个主观的想法，而是作为一个客观的机制。这个客观的机制，我们应当去如何理解，关键或许在于理解一种不可能性，即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走西方道路的不可能性。三是，我们要关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原子式个人。如果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的本质性，应该引入到特定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判断是否存在原子式个人，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曹锦清教授，就中国话语体系的转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一直困惑和没有解决的问题是，面对中国的事实如何来进行有效的表达。困惑在于我们现在用来表达的关键性语词，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用语，都来自西方话语，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不用这些语词，我们又无法表达我们的观念，而用了这些语词，我们却又胡乱地表达我们的观念。这就是我们写作当中会遭遇的一个问题。所以，词语的使用，关乎中国事实真相的恰当表达，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当前，中国要改造和重建国际秩序，以适合不断成长起来的发展需求。当自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困扰我们的、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的话语问题会被解决，甚至我们过去对中国近代的很多叙事，恐怕全部要颠倒过来。我们现在的对外交流已经有点自信，但是自信还不够，还不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来寻找新的回答，而且事实上西方本身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课题可能已经意识到，重新叙述的时代已经开始，而我们面临的语词问题如何解决，现在只能说要谨慎。
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周山研究员指出，关于政治问题，尤其政治传统问题，一定要以中华民族自身的逻辑和事实为根本依据。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遗传基因，千万不要把它断掉，实际上也毁不掉。以为经过一场社会革命以后就完全变了，那是不可能的，革命再多，这个传统几千年来也没改变掉。我们最重要的政治智慧就是从传统里边过来的，基因还是那个基因。就好比是，我们吃猪肉、牛肉，但我们身上并不会长一块猪肉牛肉，绝对不会，长出来的永远是人的肉。所以我们讲西方的政治传统、政治理念，甚至政治模式，跟我们吃猪肉、牛肉是一样的效果。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吃了猪肉就把自己变成猪了，一定要把它们变成我们的营养，是我们长人肉的营养，这个基本点是一定要把握的。因此，我觉得，你们要写的这一套书，一定要从第一本书里头看到当下的一些问题，好的也在这个地方，不好也在这个地方，就像解读我们中国的遗传基因一样。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认为，既然讲文明比较，那就要讲和西方文明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也的确是不一样。实际上，中国人拒绝西方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中国人是不要的。中国人一开始就非常喜欢的东西，非常有说服力的就是民主。但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西方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讲民主好的，为什么中国这么容易就接受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人怎么来看西方，在中国的语境下怎么去探讨西方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再比如说法治，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时候，说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对宪法的定义，我们中国的宪法有4000年了，因为中国的“礼”和“刑”两个合起来相当于西方的“法”，“礼”重在防范于未然。那么，如果把“礼”和“刑”作制度化的理解，这方面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深入去写的。
复旦大学的丁耘教授提了三点建议，首先要有一个精彩的思路和逻辑的方式，从总体上来把握整个课题的框架。其次是时间节点的划分，一定要交代为什么要这样分期。第三，就是对西方的研究不要太笼统。因为西欧跟美国就不一样，新教和天主教地区也明显不一样，要从理论跟现实结合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一定要搜集最新的东西，抓住重点，然后分析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欧洲的一体化、人工智能、伊斯兰国，从现代化以来的表述看，这都是现代化最大的变化，最有现实意义，也是非常有趣而复杂的问题，而且以后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没有一个理论能判断。没有一个现有的理论能面对和解释这样一个全面深刻的、有可能是千百年最剧烈的一个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和尽快梳理，这是一个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反省的最好时机。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黄凯锋研究员认为丁耘教授的想法很好，并建议说，我们应该以现代的问题意识来切入这个讨论。目前已经有现代化理论、世界史和全球史等理论模式在对现代化问题进行讨论，而在文明比较的视野下，我们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虽然像周老师说的传统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也有些非常有特色的方面，我们应该有个好的思想框架，通过比较，真正得出我们关于现代化方式的理解——“一二三四”等，得出自己的现代化研究的讨论模式。这可能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对整个课题“通论”的要求非常非常高。因为要有这个“通论”，然后才能做下去。
复旦大学陈诗一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我们现在所做的比较研究，离不开量化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历史研究，都需要寻找更多的一些历史数据，然后从中对事实进行引导，或者说佐证和解释。所以量化分析可能始终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可以在我们这个课题里面能够增加一些，会让人耳目一新。其实已经有很多政治经济学学者也在这么做，包括去年的《21世纪资本论》，里面有很多数据，现在风靡一时，这都可以借鉴。比如人工智能其实也是基于大数据发掘的，它会改变很多东西，比如经济业态、通讯、政治生态等等，如果把这些新的“数据分析”的元素融入我们的课题，将是非常有新意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梅俊杰研究员认为，第一，课题必须要对文明道路基本的判断，是多行道，还是单行道？如果是多行道，到底是一些平行同向车道，还是可以双向的；如果是单行道，是否在这个单行道上，永远不受速度的限制，可以很慢，一直是处于落后？第二，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我们对文明的特性和共性的关系也要有个基本的判断。承认有共性，就是承认有共同的人性，文明就是更加符合人性的，不能用特色否定共性，不能用本土化否定现代化。第三，在上述基础上，也要整理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到底突出在哪里？哪些构成中国特色？不一定是文化基因，比如说规模大就是一个特点，这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民众的生存底线很低，这个是我们文化基因，就是暴力倾向比较低，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社会不同于其他一些社会的特质，很有必要特别来认识他们。第四，要把握政治发展和转型的关键点是什么，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讲，要讲关键结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刘杰研究员认为，这个课题两年做下来到现在，最具有前沿价值。现在必须要思考的，一个是体用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摇摆，当我们有某种自觉的时候，可能会倾向于说我们是一个独特的中国，中国文明是打不倒的，是有中国特色的，但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用西方的思想和观点来思考和指导，这种冲突不仅仅是在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很激烈，一百多年至今为止仍然很激烈，所以对这两者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政治现代化？有时我们似乎认为了达到了共识，民主化和法治化，就是现代化，但是有时似乎又很纠结。我觉得在中国，民主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法治可能只是一种工业化的手段。
上海社会科学院方松华研究员认为，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来说，怎么讲中国的崛起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中国30多年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可以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北欧的崛起相比拟，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西方300年到400年的历史发展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时代，可能走的太匆忙，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各个阶层的获得感差异所引发的焦虑等等。但是怎样来消解这样的矛盾，不仅仅需要我们和世界文明对话或比较，也要用自己的理论来阐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没有现成的理论资源，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创一个，不管是作为一个思想资源也好，还是发展当中的一个成长案例也好，也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的学术文化圈里得到理论的理解，得以发扬光大。
上海社会科学院曹泳鑫研究员表达了三点意见，一是“文明比较与中国道路”这个题目让我感觉是谈民主政治，而实际上从课题组现有提供的材料看，却很少谈及中国或者还没有到谈中国的时候，因为如果把题目改为“在政治现代化视野下的世界各国文明”也是成立的，所以这个方面要考虑一下。二是针对题目，最麻烦的问题是中国政治。什么叫中国政治？没人说得清楚，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内涵，我们这个“政治”跟其他地方的政治，与所有别的国家的政治都不是一样的。第三，就是把现在已有研究成果的精华资料收集起来，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好，会更有价值。
来自几个重大媒体的老师们也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王多老师从大众传媒的视角说，对读者来说，“有用”、“有料”和“有趣”才是最重要的，语言流畅清晰、自然洒脱人们也愿意看。所以关于“中国道路”和“文明比较”等学术性比较强的字眼的研究，如果想在大众传媒中体现自己的影响力、话语权的话，这“三有”需要借鉴一下。《文汇报》理论部杨逸淇主任认为，媒体主要讲究“守正出奇”。我们不要有思维定式，要多注重调查研究，我们特别期待有一些原创性的信息或概念，或者是一些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和视角的不断发展，这样慢慢见证属于自己的风格的逐渐形成。《社会科学报》主编段钢则提出，从学者的角度看，第一，中国的道路如何增加自信，如何建立理论体系和话语。第二个，我们可以承认，存在一种普世的东西。但是这种普世东西的内容，绝不是西方说的那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对话、沟通找到共同点，达成一种共通性的东西。 通过这个课题，我很想了解四个问题，一是中国100年和5000年政治文明的历史如何能说清楚，能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把历史的脉络分析得很清楚；二是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从中找到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三是通过这个比较，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超越我们一直以来的，比如简单的冲击－反映模式而能够真正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文明进步模式，寻找到一种理解人类共同体的方法；四是从方法论上讲，如何看清一个中国人的现实，我们只有不断去发掘去了解去认识它，我们才有可能有自信把它引导到最佳、最好、最健康的道路上来。《探索与争鸣》的主编叶祝弟认为，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和课题背后的团队有一个很大的抱负，可能不满足于资料的梳理，而是要为中国及世界提供一种思想支持：比如，现代化道路是不是就一种？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的问题是，世界都病了，没有一种模式可以借鉴和学习。整个世界都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挑战面前，要有一个多元的综合性的考量在里面。
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潘世伟教授建议，要突出核心观点，说出问题中最本质的东西。要有三个叙事：第一个是现代化的叙事，涉及三个东西，一是文明的多样化，二是多元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化，三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多样化；第二个是社会主义的叙事，要讲清楚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时期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对现代、现代化的一个否定和升华，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是用社会主义这种方式来完成现代化，中国革命是为现代化准备必要的社会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里面嵌入了很多更合理的因素，它的成本和代价远远小于资本主义，但当跟美国并列齐驱的时候，中国的真正意义就是对人类存在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超越；第三个是文明的叙事，因为中国人口多，中国的民族始终是一个理想的民族，中国也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中国的崛起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中国比较自信的东西，因为它和一个小国家、一个新兴的国家不断更替的文明不一样，中国是持久的、包容的，它的一个本体性的东西是它的文明的主要特点，这个文明是渗透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的。讲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把上述三个叙事结合起来，然后在大的背景和语境下面，就文明的多样化，现代化的多样化，来叙述和构建自己分析框架，形成自己的一个观点理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原创性。这个课题组成员的阅历、知识积累和发展水准正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走，非常期待能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