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予:深层精神追求 独特精神标识

发布者:中马所发布时间:2022-02-22浏览次数:311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杨起予 2022-02-08

■杨起予

由“外来”向“内在”转化

自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一直是我们前进的指针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包含两层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数千年的优秀传统和文化相结合。

在前一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由一系列立足于本国国情的革命过程、制度建设和创新实践而成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重要内容。

在后一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5000多年文明历史留下的民族精神得以升华,进而形成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中国文化。

通过这两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由“外来”向“内在”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内容所作的深刻概括,不仅体现了一种实践意识,而且体现了一种历史意识。

基于这一论述,有必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文明曾长久地以文化影响着周边。19世纪中叶开始,古老的中国在外力冲击下不断沉沦。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构成了中华民族艰难困苦的近代历程。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与外力抗争、在艰难困苦中为中国寻路的过程。此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相接,实现了由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且形成了一条不同于任何已有西方模式的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胜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诸多风险和困难,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合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民族复兴的夙愿为观照,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又与中华文明史连在了一起。

文化与历史相连。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形成的民本意识、公平意识、君子人格意识、以德治国意识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意识,在长久积淀之后至今仍成为民俗、伦理、思想学术中的重要部分,从而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西交冲,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积极学习西学,并在五四前后汇积为新文化。由此派生的富强观念、国家观念、进步观念、科学观念、民主观念、平等观念、民族观念和走向世界的观念内化于中国的历史演变之中,并催发和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以五四运动为观照,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初即汇入改造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之中。由此形成的文化指向,又使其理论能够以足够的广度涵盖和统摄五四以来新文化的追求与向往。

以此为起点,而后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此后继起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一脉相承,其中既蕴含了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精神取向,也蕴含了近代以来形成的精神取向。正是这种内在连接与融合,构成了文化自信的来源。

简单概述,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下一步,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历史激荡中站稳脚跟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历史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比如,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

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就要充分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事实上,自建党之初起,为数众多的党内成员就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比如,被称为革命“圣人”的恽代英,一生都以君子人格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毛泽东为抗大所题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出自儒学典籍;刘少奇将自省与自强精神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修养和品格。

在诸多优秀传统思想中,作为主干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民本主义。它起源于“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理念。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这一观念经新思潮的阐释,最直接地演化为人民本位、人民主体的意识。

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写过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其中,“庶民”指的是平民大众,“布尔什维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他的认知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主义,同传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有着内在的共通之处。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写道: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面对任何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与之类似,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之际曾在文章中写道:什么力量能抵抗而压服贵族资本家乃至武人的力量,“我可以说,这只有群众的力量”,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

蔡和森在述及中国人的苦难时直白地说:“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以此为观照,他所极力主张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与古老的民惟邦本思想相承接。

以此为启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即以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性为立党起点和归宿,并派生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又进一步提出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高屋建瓴地贯通过去、现在和将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宗旨。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既说明了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脉,也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