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造成的深重灾难：“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
马克思认为，失掉了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事实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不仅造成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普遍联系，也同时引发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冲突和矛盾。西方式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发生异化，“扩张者”成为“压迫者”，激发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全球民族解放运动。
面对这种由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冲突、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共同体”思想，强调“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为“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反过来反对它自己”。这种以反对殖民主义为起点的“共同体”观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支撑。
作为一个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尽管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化，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依然会出现排拒和冲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共同的联系之中，但还没有全面形成共同的意识和真正的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大核心要义就是在多样性中找到共通性，让世界情怀和民族情怀达成统一，进而形成共有的对自身的关怀、对世界的关怀、对未来的关怀。
在这一路径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支撑，并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有明显的东方思维范式。
比如，《礼记》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与这种“大同理想”相类似的，还有“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观念等。
（杨起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本文刊载于2023年3月21日《解放日报》第10版“思想周刊/新论”
